2009年3月31日星期二
2009年3月30日星期一
我国正在发生流行性心脏病疫情, 传染源为各地捕快衙役牢头
就备受关注的丹凤中学19岁高中生徐梗荣猝死公安局一事,丹凤县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,通报了徐梗荣的尸检报告,法医鉴定结论为:徐梗荣系原发性心肌病,由于外伤、疲劳等原因引发心跳骤停死亡。
难道这真是一个心脏病高发的国度?网友刚刚接受了一个新词——“被自杀”。现在看来在“被自杀”之后,有必要再造一个新词:“被心脏病”。一年前,湖北天门的魏文华“被心脏病”死亡。人们还记得,在魏文华案曝光之后,天涯有一个NB预测帖,预言魏文华将死于心脏病,后来,司法工作者们果然十分配合地宣布,预言是准确无误滴。
但是,这一次,再大胆的预言家也没敢如此预言,因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确凿无疑——徐梗荣身上的伤痕,空空的肠胃,与他同时被抓的同学的遭遇,一切都将徐梗荣的死因与警察的作为联系在一起。可是,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了,又是一个心脏病。这一次,不是临时工,不是俯卧撑,也不是躲猫猫,而是又回到了心脏病。不知道广东的收容所有没有后悔,其实他们可以说孙志刚死于心脏病;贵州瓮安的警方有没有后悔,其实李树芬死于心脏病;云南晋宁看守所要早说李荞明其实死于心脏病,哪里还用得着组织什么网友调查团。孟连那对父子,其实也是在冲突中心脏病突发而死。最后悔的是上海,早知道他们就把杨-佳“被心脏病”了,哪还会有这么多事?
根据丹凤检察院的通报,徐梗荣的心脏病已经坐实。其实他们只要接下来宣布,徐梗荣是在公安局里被吓死的就完了,一切都怪这孩子不经吓。
《疯狂的石头》里有一句台词:“你不但侮辱了我的人格,你还侮辱了我的智商”。警察破案很辛苦,这一点谁都不否认;有关方面想帮这几个警察脱困的良苦用心也可以理解,但是,你们难道不能编点别的理由吗?
from 爱枣报
2009年3月29日星期日
2009年3月17日星期二
要永远认得那个时刻
龙应台:香港教师问
作者:龙应台
到香港教育学院去"答学生问"。答应去,是因为,教育学院是培养小学和初中老师的地方。在我心目中,小学、初中教育是重大"国家基础建设":创造力和想象力在这里破土,公民素养在这里奠基,文化的敏感、人格的力量在这里打桩──谁,比这些教师更站在前线、更接近地基、更值得爱护、更重要呢?
临走时,带了厚厚一把不及回应的提问纸,回家压在咖啡杯下。海风猎猎吹进客厅,把两张纸掀到了地板上,我弯腰拾起。既然风要我读,遂去读它。
您的文章中好像有一个观点:我们不一定要认同自己的国家,更不一定要认同自己的政权。那么在中小学里的"国民教育"的课,我们该教些什么呢?或者说,究竟需不需要"国民教育"这种东西?
――一个中学老师
对于自己的祖国,我常觉得很迷惘。一方面我知道我要爱国,另一方面,一想到我的国家有很多黑暗面时,我就会有一种恨意。我想问:当学生问起"文革"、"六四"的时候,我该怎么回答?
――一个马上要当老师的人
教皇人选公布那天,我特别等着华飞放学回家,心里想,当这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听见新教皇是他的德国同胞时,不知会有什么反应。他会不会像赢了足球世界杯一样,感觉一种民族的骄傲?
"真的?德国人?"他说,把书包丢在沙发上,一边擦汗,"好失望啊。"
他一点没有欣喜的样子。
一边吃午饭,少年一边解释自己的想法:几百几百年,教皇选来选去都是罗马人,或者是中欧人,想法都很中欧中心。二十六年前,波兰的主教被选上教皇,代表的是天主教的一种突破,一种进步。今天如果是一个黑人或是拉丁美洲人被选上的话,就表示这个突破和进步的力量往前又跨了一大步,代表天主教有新思维,新魄力。
"我很希望那个拉丁美洲的主教当选,黑人更好,还有,香港的主教也不错呀,"他说,"干嘛选个德国人,而且还是个保守派!真退步。"
"华飞,"我问他,"你们的老师也是这样的态度吗?"
"对,"他说,"在宗教课或是公民课里,我们讨论很多啊。"
那是一个月前的事了。今天下午,我在阳台上浇花,华飞坐在计算机前上网,时不时向我"播报新闻":乌兹别克有五百人被杀,政府说只死了十个人。日本给巴勒斯坦一亿美元人道援助。。。
他突然走到阳台,问,"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欧洲人反对签署『欧盟大宪章』吗?"
不知道。
"他们说大宪章没有把基督教的信仰明白写进去。你觉得该不该写进去?"
我想了一下,摘下几朵香气沁人的玉兰花,然后给他一个"初步答案":"我不赞成。可以写进某些共同的核心价值,但是不必是宗教,更不必是基督教啊。难道欧盟里只有基督徒吗?或者,难道欧洲人结盟的愿景和理想,是把欧盟变成一个基督教联盟吗?"
他又回到计算机前,安静没几分钟又大声说,"俄国石油大王被起诉,可能要坐十年牢。"
"这个人,"我说,放下了水桶,"第一桶金不知怎么来的,不见得是好人,但是他以为俄罗斯民主了,可以真的搞反对运动了,被整得这么惨,也够可怜。"
"他没料到普丁会做得这么绝吧,"华飞说,"主要是,普丁要把俄罗斯的油重新收归国有。"
我关上阳台的门,不知为什么,竟然很认真地对这半大不小的孩子说,"华飞,你要永远认得那个时刻,当你的国家变质、不值得爱、不能爱又无力对抗的时候,马上就走。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都认得那个时刻。"
他伸了一个懒腰,打了个呵欠:"妈,你以为德国的二十世纪是白过的?下一个一百年大概都不会再出那样的事了。我真运气。"